在王虎那里树立了威信后，后面的钢琴课教学也就顺利了许多。看到儿子的变化，他的父亲也很欣慰。一天晚饭过后，裘龄叔叔拿出一瓶绍兴酒摆在了餐桌上。
我原以为所有的中国酒都是白色透明的，但这一瓶却是琥珀色的。他解释说，绍兴黄酒是中国十大名酒之一，也是台湾老蒋最喜欢的一款酒。北方人居住的地方都比较冷，所以爱喝高度白酒。南方由于没那么冷，所以南方人普遍喜欢喝黄酒。而绍兴酒就是黄酒里最好喝的。
我推辞说自己酒量不好，他却说这是给女人喝的酒，说完便给我倒了满满一杯。我一直以为中国酒都是烈酒，一口下去的确出乎我的意料，这酒确实好喝，入口很柔和，绝对没想象中烈火灼烧的感觉。
王虎的母亲吃过晚饭就回房睡了，裘龄和她叔叔留在饭桌上陪我喝酒。我和裘龄喝黄酒，她叔叔自己则喝的高粱白酒。在我们都喝的微醺之后，裘龄叔叔点了一支烟，然后问了我一个问题。
“你知道吗？能在这里看到你，我才意识到你们朝鲜人，原来也是有一点反抗精神的。毕竟你看，连美国那么强，都被你们的将军耍的团团转。朝鲜这一个国家是真穷啊！我一直很想了解这一个国家到底有什么秘密，你们又是怎么受得了的？”
我回答说，其实很简单，美国人谈判是当作外交事务来谈判，是根据议题去寻求共识。但朝鲜人在谈判桌上，却把其当作一项反情报工作。换句话说，朝鲜人其实是把谈判当成欺骗的工具，其最终目标就为了让对方信以为真，以达到自己的其他目的。他们为啥不这样做呢？信息不透明就是朝鲜最大的优势。所以，按照这种行事准则来谈判，事情总能按照将军的预期去发展。
可这样子最大的弊端就是，将来别人还怎么相信朝鲜人的话？但是他毫不在乎，事实上，他曾亲自定下三个原则，作为朝鲜对外政策的基础。
裘龄的叔叔绷不住笑了出来， “哈哈，所以说韩国人是最可怜的。可要是这样的话，难道你们真的就一点不在乎韩国的诉求吗？难道你们不需要韩国的合作吗？尤其是经济方面的？”
就以我逃亡前的那个时间段来说，当时朝鲜对韩的秘密外交武器，叫做“北方界线战略”。这一个话题其实至今都极度敏感。
“北方界线”是联合国在黄海划定的南北海域边界线。在朝战结束后，联军总部、朝鲜和你们，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议。起初朝鲜承认“北方界线”，但由于“北方界线”并未在停战协议中明确规定。所以在70年代之后，朝鲜开始对“北方界线”提出了反对。到了韩国“阳光政策”期间， “北方界线”便成了朝鲜对韩国进行军事挑衅的焦点。
蓝线月，韩国当时是左翼的金大中政府当政，韩国便展开了一项外交政策，目标是加强对朝关系，以软化朝鲜对韩的敌对态度。这是所谓的“阳光政策”。这项政策之所以命名为阳光，灵感来自于伊索寓言中的一则故事。意思是强风无法让一个人脱掉大衣，但是阳光可以。
1999年，朝鲜已连续五年无法实施配给制度，维持金家在朝鲜的统治成为了第一个任务。受大饥荒及大饥荒带来的经济困境，人民对朝廷怨声载道，对劳动党的忠诚也急剧衰落。即便平壤的党中央不说，很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其实已接近瘫痪。毕竟那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人，他们也要先自保活命，才能落实对党的责任。
但在最开始的时候，朝鲜其实非常反对“阳光政策”。说韩国这是居心叵测，其目的是以怀柔的方式来推倒金家王朝。但是在发现韩国是真的想要帮助朝鲜人民渡过难关之后，1998年中，将军便命令我们统战部制订“阳光开发”战略，要我们最大限度利用“阳光政策”，来从韩国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。但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尽可能的不对韩国让步。
于是统战部便卯足了劲，把一切能调动的资源都投入到这项任务中。为了使韩国企业能通过合作计划到朝鲜投资，统战部提前筹划了和解策略和谈判方针。韩国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，于6月和10月两次到访朝鲜，就是在统战部的推动下完成的。郑周永的到访也成为了朝韩开展“新合作”的标志性事件。后来，国际上和韩国的援助也陆续进入了朝鲜，劳动党便以此为基础，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慢慢恢复了配给制。将军也因此得以重新加强对人民的控制，确保他们遵从党的指导。
金大中实施阳光政策的第一项措施，就是提议朝鲜应准许南北离散家庭团聚，以此来交换韩国的化肥援助。韩国的反对党当时就提出了批评，说金大中这是把钱丢进了无底洞。他们说应当提前制订原则，要朝鲜做出具体的承诺才行，比如朝鲜必须承诺减少军费支出，或者在国内进行改革。
从大饥荒开始后，劳动党的控制便逐步失控。为了应对这样的一种情况，将军其实迫切地需要韩国的援助和投资。但金大中如果向韩国反对党妥协，决定和朝鲜实施互惠原则，要朝鲜也做出让步或改革。那么将军即便冒着权力继续失控的风险，也会拒绝韩国的阳光政策。因为金家在朝鲜的统治，就是建立在枪杆子和统一半岛之上的，他也是绝不可能在这两点让步的。
所以，只要韩国开始有物资进来，那么他就不可能停止，因为军事对峙始终存在。讲起来可能很绕口，但其背后逻辑很简单。那就是朝鲜需要援助，而韩国需要和平，可和平的开关却控制在将军的手里。
